浩浩其天

2007-03-29

关于读书的一点杂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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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听冯象讲圣经，那么复杂的头绪，讲得如此清晰，就如同他的为文，总是厚厚的学术积累做底蕴，而后形成轻松的文字，这些文字与当前学术界流行的那些没有学术积累但又非常“学术化的写作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冯象先生在最后讲道其治学方法：历史、语言与考古。这种功夫的确是学术的功夫。这与神学的思辩自不相同。在餐桌上，我也就这两种路向问题问过冯先生。

    昨日去学校中山北路校区，与宋宏同坐一车。我谈到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传统，从传统的史官之学分化出百家之学，所以，那历史的根底对学术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文化。难怪章太炎称我们为历史民族，而钱穆在其中国学术通义中盛赞史学以及以历史为根基的人生。这的确与希腊的哲学（神话－逻格斯－辩证法）传统不同。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，希伯来圣经不过是希伯来民族的早期历史的神话形式，正如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的《神谱》中描述了希腊的早期历史——“前城邦生活形态”的历史。但对希伯来人而言，圣经却不可能仅仅视为历史。这就是差异所在。

今日忽然看到冠军兄对我给一位同学读书建议的批评性反思。我想到，对于一个希望在学术上确立自己根底的人来说，学术的扎实并不妨碍思想的深度展开。但思想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体性的存在方式，只要是被表述的思想，就不能视为个性的抒发，而直接关联着整个天下，不管是自发还是自觉。对于一个学习者而言，我们并不能过多地自信自己的思虑，相反倒应该倾听伟大的思想，通过思想的巨人与君子来辅相自己，所以思想对学者而言，还是一种训练，而不直接就是运用，因为运用本身必须被省察。以论语的解读而言，我们往往过早地就把论语放置在我们的地基上，而对之加以出于己意的主观解释，如果我们面临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语，而没有一部孔子的论语的境况，那其实是我们将自己送进了价值的斗争与僭政状态。（参见陈赟《虚无主义、诸神之争与价值的僭政》一文）而对历代那些有深刻影响的论语注释典籍的阅读，才使得我们避免了这样一种可能，从而获得一种指引。而我们的心智与思想正是在倾听这些不同的指引过程长大的。对事的理解在这个时代远远比对理的把握困难得多，这是一个判断力匮乏的时代，而只有在事磨练，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臻于完善，孟子云“必有事焉”，洵非虚言。在思想的锤炼过程中，由于时代的浮躁空气，往往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滋生助长的习气，这种习气使得我们的思想的自然来临与发生的可能受到了阻碍。我坚信，通过深厚的学术积累促进思想的自然发生，这才是中正之路。

此外，冠军兄肯定可以理解，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言，对另一个传统的理解，必须落在实处，从其能够落实的层面来说，就实不就虚。如果说阅读圣经就必得希伯拉文与希腊文，阅读柏拉图就必须希腊文，阅读奥义书就必须得梵文，我觉得对中国学生的要求来说，是不现实的，也不是很必要的。而且这样一来，翻译的意义也就降低了。事实上，欧洲与英美的学者阅读柏拉图也很难用希腊文。正如希伯来圣经的原希伯来文其实早已不传，而现有的希伯来语圣经不过是根据希腊文的转译；就如同佛经之多部已经没有梵文，而只有中文本。因而“原文”的问题其实很复杂。思想是在堆积、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，对语言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过多地依赖于语言。阅读伯罗奔尼亚战争史，看到希腊人残留的海盗遗风，及其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影响，不需要希腊文本也可以理解。暂时就说这么多。